地下文物

        我区地下文物保护大体分三个阶段: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前,三峡文物抢救保护期间,三峡文物抢救保护之后。

        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前,我区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进行了文物的抢救清理,有1978年唐冉仁才墓的清理、1989年虎钮錞于的出土。

        冉仁才墓位于今万州区东部的钟鼓楼街道办事处的一处临江台地上,北靠黄家山,南临长江,西距万州主城区约6.5公里。1978年8月,当地农民在改土造田过程中发现该墓,四川省博物院(原四川省博物馆)闻讯后会同原万县地区文教局的同志一起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这座唐墓被当地群众称为“驸马坟”,现存封土堆呈圆锥形,堆基直径约0.3米,高出地面6米,全经夯筑。墓室在封土堆正中,方向正南北,为砖室券顶墓,由墓室、甬道和墓道三部分组成。墓室长4.2,宽3.2,高4.5米;甬道位于墓室南端,长1.65,宽1.6,高2.5米;墓室东西两侧各有3个耳室共6个耳室,耳室尺寸相同,长1.5,宽0.72,高1.2米;墓道位于墓室南侧,依石凿成,前窄后宽,斜坡式,长9.7,宽2.9—1.7,深6.6米,墓道内填红褐色黏土,全部夯实。整座墓由青灰色墓砖砌成,砖缝间钩以石灰泥填充,十分坚固。所用青灰色墓砖有4种,其中长方形砖用以砌墓壁,楔形砖、弧形子母砖、长斜面砖用于起券。

该墓早期被盗,扰乱十分严重,在墓道的填土中清理出许多凌乱的器物残片。内甬道券顶正中有一处盗洞。洞内充满淤土、残砖块和破碎的器物混杂其中。由于盗墓者的破坏,墓室及其四个耳室的随葬品几乎被洗劫一空,只遗留数量很少随葬品,内甬道两耳室的随葬品虽经扰动但保存较好,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青瓷俑。尸骨腐朽严重,只发现少许碎骨和一枚臼齿,葬式不清。葬具腐烂无存,仅见一些散乱的棺钉。墓室内壁原抹一层平整的白色石灰泥,上绘彩色壁画,但大多剥落,在内甬道两壁绘有青龙和白虎,上方绘星辰。

出土随葬品经整理复原后共一百余件,以青瓷器为主,另有少量陶器、铜器、玉器、金饰片、玻璃器。青瓷器包含人物俑、动物俑、房屋模型等类别,器表均施青黄釉,有冰裂纹。出土二方石质墓志铭,据此考证出此墓墓主为初唐时期的永州刺史冉仁才夫妇。

关于此墓的研究文章有: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04期;蒙默《也谈万县唐冉仁才墓》,《四川文物》1989年01期;陈剑《对冉仁才生平的几点认识》,《四川文物》1990年04期。

             

虎钮錞于 1988,万县文物管理所根据群众报告,在甘宁水库泄洪洞口清理了一件青铜器,高68厘米椭圆盘首,肩部突出,腹部向下收缩,作椭圆柱形,中空。盘面中心立一圆雕老虎,盘上有5个阴刻的图案,有人首纹、纹、纹、手心纹以及 纹。文物工作者确认这件青铜器是战国虎钮錞于。

 

甘宁水库泄洪洞口出土的虎钮錞于    虎钮錞于线描图

三峡文物抢救保护 根据《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万州范围内有111处地下文物点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1997年以来,通过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专家、学者的艰苦努力,到2007年已全面完成淹没区文物保护任务,出土文物3万余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学成果。大周镇渣子门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不但出土了数百件由砾石打制加工而成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石核等遗物,更进一步证明了距今约7000年前大周镇渣子门附近就有古人类生活繁衍的足迹。1999年由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和万州区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太龙镇苏和坪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时首次发现并清理了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木骨泥墙房屋遗迹,遗迹内包含完整的居住面和灶、柱洞等附属结构,同时出土了多件大型陶制容器和制作精细的磨制石器,这一发现也使得苏和坪遗址成为三峡地区新石器中晚期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并被评为1999年度三峡库区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位于小周镇涂家村的中坝子遗址和小周镇安全村的塘房坪遗址的早期地层中包含大量具有显著早期巴文化特色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是峡江地区夏商时期土著巴文化遗存的代表性遗址。商周时期,万州区以黄柏乡巴阳村的黄柏溪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和武陵镇下中村麻柳沱早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遗物具有峡江巴文化、长江中下游楚文化以及中原文化、成都平原三星堆蜀文化等多种商周时期的古文化特征,说明此时峡江地区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和地域文化交流的频繁。战国—六朝时期,万州的古文化遗存以墓群为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位于瀼渡镇石山村的大坪墓群和武陵镇下中村的大丘坪墓群,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延续时间长、同时期的墓葬埋葬较为集中、形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域文化特色。唐宋时期,万州境内分布有各种规模的古市镇遗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位于武陵镇禹安村的涪溪口遗址和下中村的下中村遗址,这两个市镇遗址相距较近,遗存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基本一致,是峡江地区中小型市镇类遗存的代表。  

大坪墓群

      万州大坪墓群位于重庆市万州区瀼渡镇石山村,中心地理座标为东径108°18’35”,北纬30°35 ’40”,海拔高度145─170米2001年至2004年,益阳市文物管理处配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连续进行了5次发掘,发掘面积11650平方米,共计清理东周时期墓葬67座,汉代墓葬61座,六朝时期墓葬30座。

      东周墓葬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晚期,墓葬集中分布却极少见叠压打破关系,是有规划的一处巴人某族群的公共墓地,可能是巴族中廪君蛮支系。大部分墓葬的随葬器物以陶器、铜器为主,另有少量的玉器、铁器和料器,许多器物具有典型的“巴蜀文化”特征,如圈底釜、单耳铜琴,柳叶形青铜剑、双弓形耳铜矛、折肩铜钱、图形印章等,相当部分剑、戈、矛等器物上饰有巴人信仰崇拜的虎图腾。在个别墓葬中有楚文化因素或越文化因素,可见当时巴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对外彼此交流不断。

汉代至六朝时期墓葬按构筑材料不同,可分为土坑墓、砖室墓、石室墓和砖石结合墓4种。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可以发现,从汉代开始,万州大坪地区融入到了统一的的汉文化系统中,与中原文化保持了高度一致,但在墓葬中仍能看出一些巴蜀文化的残迹。直至六朝晚期,巴蜀文化风格的器物被逐渐淡化至最终消失,反映了当时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文化的统一与进步。

         大坪墓群发掘现场

M157清理现场

大丘坪墓群

大丘坪墓群位于长江北岸,西距武陵镇约700米,地理位置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墓群东临长江,西靠尖山,北接柑子梁墓群及大浪口河沟,南隔小浪口河沟与武陵墓群、下中村遗址相望,总面积约60000平方米。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08°15′33北纬30°30′33″海拔高程145-162.5

本墓群为1994年厦门大学考古队调查时发现,经过勘探调查和小规模试掘确定墓群年代属于东汉时期,并认为该墓群规模较大,分布密集,是以现武陵镇为中心的汉至六朝遗址群和墓葬群有机组成部分中规模较大的一处,与汉唐时期的下中村遗址及汉、六朝时期的柑子梁、罗仁发、天丘等墓群交叉分布,值得作全面钻探和大规模发掘。因此,在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发掘项目规划中,将大丘坪墓群年代定为东汉时期,列为A级发掘项目,规划发掘面积25200平方米,勘探面积50400平方米,是重庆市万州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项目中较大的墓群之一。

2003——2007年,万州区博物馆考古队对大丘坪墓群进行了五次发掘,总发掘面积达23000平方米,共清理各个时期的墓葬55座,其中战国中晚期墓葬8座,西汉晚期墓葬5座,新莽至东汉早期墓葬20座,东汉中晚期墓葬12座,六朝时期墓葬8座,另有2座墓葬因被严重破坏而无法判断时代,出土各类随葬器物2000余件。

大丘坪墓群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墓葬形制发展演变明显,在三峡地区众多古墓群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大丘坪墓群墓葬时代发展大体可分为五个主要发展阶段,即:战国中晚期、西汉时期、新莽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六朝时期。从战国中期至南北朝时期墓葬形制有由长墓道竖穴土坑墓→短墓道(或无墓道)竖穴土坑墓→土坑墓局部用砖→完全形态砖室墓演化的趋势。随葬器物组合由战国时期鼎、簋、壶等仿铜礼器向西汉时期罐、甑、盆、钵等实用器转化;新莽—东汉初期受中原丧葬文化中墓内祭奠习俗的影响又增添了杯、案、盘、勺等一套具有显著时代标志祭器;至东汉早期以后,再而增添了猪舍鸡犬、俳优乐伎等陈设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的丧葬观念。

远眺大丘坪墓群

大丘坪墓群发掘现场

渣子门旧石器遗址

渣子门旧石器遗址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社区大周溪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08°30ˊ13'E,北纬30°53ˊ46' 高程147遗址分布在长江北岸大周溪溪口右侧的二级台地上,发掘区地层保存良好,台地断面可见打制石片等遗物。20011131227,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本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勘探面积5000平方米。旧石器时代文化层距地表3.5-5.5米深,地层堆积深厚。共出土石制品共计60件,包含有石核、石片、粗制半成品、砍砸器、刮削器、石斧等;另外出土竹鼠等动物化石遗物。

渣子门遗址的发掘发现表明这里从远古时期以来一直具有人类活动的良好自然环境。根据地貌和地层对比,渣子门石器遗址的时代和奉节县鱼复浦遗址的大致相当,可能距今在7000-8000年前。三峡工程淹没区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在相应的地貌部位发现许多类似的考古遗址,表明这个时期人类在长江两岸活动相当频繁。从发现的石制品类型和制作技术来看,渣子门遗址从C层到A层,石制品具有较多的共同特征,文化相是一致的。

     



渣子门旧石器遗址发掘现场



渣子门旧石器遗址出土石器

黄柏溪遗址

黄柏溪遗址位于万洲区在黄柏溪乡巴阳村3组狮子山下长江南岸的一级台地上。黄柏溪紧靠遗址东边自南向北汇入长江。遗址的中心地理坐标为东径108°35′19″,北纬30°55′03″,地势南高北低,海拨高程134。现存面积约4000平方米,地表为村民的住宅、桔园,文化层呈斜坡状堆积。1994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曾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试掘,19981999年由湖南益阳市文物考古队配合重庆市文物部门对该遗址进行了二次正式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

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陶器主要为手制轮修的夹砂红、黑陶为主,器表素面或饰绳纹、网格纹、附加堆纹等。器型多为平底罐、缸、瓮、杯、纺轮、圜底钵等。石器以小型磨制石器为主。

出土器物的文化特征与奉节老关庙遗址下层文化、巫山大宁河魏家梁子遗址有很多共性,据此推断黄柏溪遗址的时代应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周早期。黄柏溪遗址与目前已发掘的川东地区的原始文化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相比,基本属于一个文化序列。遗址出土的部分器物同时也具有川西平原同期遗址的文化特征,也从侧面说明川西平原当时的文化交往十分频繁。

远眺黄柏溪遗址

黄柏溪遗址发掘现场

麻柳沱遗址

麻柳沱遗址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武陵镇东北约4公里处,地理坐标为东经10816`,北纬3028`。海拔高度147.5。遗址地处长江北岸的一级台地上。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于1987年对遗址进行过调查。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和厦门大学考古队分别于1993年和1994年对遗址进行了试掘。1998年,重庆市博物馆和上海大学的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钻探和发掘。1999年,重庆市博物馆和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联合组成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发掘。

麻柳沱遗址现存面积约5000平方米。主要分布在江边山前的三个小台阶地上,遗址文化层呈缓坡状分布。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磨制石器为主,

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磨制石器为主陶器火候普遍较高,器表素面或饰绳纹、戳印文、凸点纹为主,以小口平底罐、灯形器、尖底杯为基本组合。

   中期和晚期器物的特征相对于早期来看,风格比较接近。换言之,二者之间的紧密程度大于早期和中期之间的谱系联系,中间似有缺环。这表现在器物组合上,后二者都以鬲、花边口沿罐、尖底钵、圜底钵、圜底罐、素口罐为特征,但在器形、质地、纹饰以及制法上有所区别,这或许反映了同一谱系考古学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在陶色上,中期陶色丰富,晚期则以褐色陶为主。在陶质上,中期细密,多夹细砂,火候较高,晚期却相反,质地粗糙、疏松。纹饰都以绳纹为主,但中期绳纹较细,拍印较深,多横施。晚期多斜粗绳纹,印痕粗浅,交叉散乱,晚期的花边按抹较深,与中期按捺成窝点状形成对比。黑皮陶以中期为主。在典型器物的器形演变上,已有前文分型定式标准的描述性解说,可以参见。

以花边口沿罐为主要特征的东周时期遗存,代表的是一种地方文化。花边口沿为特点的纹唇作风在川西和鄂西的同时期遗存中,较为少见。相反,在渝东地区从新石器时代的忠县哨棚嘴、奉节老官庙下层文化,到商周阶段遗存中,却一直都存在着,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渝东地方特色。

外来文化对东周时期遗存也带来了一些影响。首先,遗址中以鬲为代表的三足器,多呈楚式鬲特点(,不属于本地的文化传统。另外,尖底钵和尖底盏以及铜镞等也表现出与川西地区较为相似的共同特征,反映出巴文化与蜀文化的联系性。

麻柳沱遗址发掘现场

麻柳沱遗址清理的灰坑

苏和坪遗址

苏和坪遗址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太龙镇向坪村6、8组,中心地理座标为东径108°29’34”,北纬30°50 ’46”,海拔高度130─145米,北距太龙镇约7.5公里,该遗址在长江南岸的一级台地上,两条自然冲沟把台地一分为三,台地上面为民居及山岩,下面为坡地及河漫滩,地表植被为柑桔树、水稻及蔬菜,长期江水冲刷对遗址造成较大破坏,遗址现存面积约15000 平方米

1994年南京大学考古队曾对遗址进行过调查,采集物有汉砖、汉瓦及磨制石器,当时定为汉代遗址。1999年重庆市博物馆与万州区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遗址进行首次发掘,发掘面积600 平方米,出土了一批新石器至明清时期遗物,成为万州区首次发现有明确文化层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新石器时代层位中发现了大量竹骨泥墙残块。2000年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布方集中在遗址北端和南端两块台地上,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和陶器。

苏和坪遗址是峡江地区的一处重要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堆积较厚,内涵丰富,叠压着新石器时代、商周、汉唐、明清等时期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遗存生产工具以小型磨制石器为主,制作较精致,器型主要有斧、锛、凿等,大型工具也占相当数量,均为打制石器,制作较粗糙,加工部位多在两侧及刃部,器型主要有锄、镰、砍伐器等。生活用器主要是陶器。陶器中泥质陶和夹砂陶数量大致相同,盛行平底器。陶器唇部多作花边,附加堆纹花边口缸、瓦棱纹侈口罐、磨光陶钵、盆、壶等。发现有小型房址,为椭圆形地面式单间建筑。由上述情况可知,当时的人们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兼有采集和渔猎。苏和坪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特征与忠县哨棚嘴遗址一期、丰都玉溪坪遗址中、晚期类似,距今约4500年。

苏和坪遗址发掘现场

苏和坪遗址出土的陶缸

塘坊坪遗址

塘房坪遗址位于重庆市万州区东约30公里处的小周镇安全村二组的塘房坪,属长江北岸的狭长一级台地,海拔高程在140米左右。阶地表面西北高,东南低,呈缓坡状,偏东的边沿,坡度略大。山间溪流将阶地切割成多块大小不等的突出小坪,塘房坪为其中之一。1997、1998、2001年共三次对遗址就行了发掘,发掘面积共3000余平方米。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器、石器、铜器等遗物。

塘房坪遗址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年代推断为夏代到商代早期的文化堆积,对我们认识渝东峡江地区这一时期文化面貌和特征提供了重要资料。

出土陶器的基本特征是以盘口的高领和矮领鼓肩罐、花边和素沿的釜、瓮、圜顶器盖、钵、盆、缸等陶器为代表,流行平底和圜底器,石器以打制的片状刮削器为主,磨制较少,不见骨器,并发现小件铜器。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部分器物与过去川、渝、鄂西地区相当时期文化遗存虽有联系,但总体面貌相差较远。与相距不远泔井沟遗址也有明显的不同。泔井沟遗址以灰陶最多,尖底器发达,有颈饰附加堆纹的大口缸。但塘房坪遗址以褐陶为主,尖底器较少,未见附加堆纹大口缸。而本遗址的圈足缸则为泔井沟和其它遗址所未见,非常独特。故其可能代表了渝东峡江地区夏商时期的一种新的文化遗存,是早期巴文化的一部分。

塘房坪遗址发掘现场

塘房坪遗址出土陶片

下中村遗址

下中村遗址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武陵镇下中村11、12组,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08°15′42″北纬30°30′25″高程145-170米发掘区位于长江北岸的一级台地上,东临长江,西靠尖山,北隔小浪口与大丘坪墓群相望,南依武陵中学,遗址地势西高东低,坡度较平缓。长期冲蚀及平整土地对遗址造成较大破坏,台地近江处逐年垮塌,形成极陡断坎。

本遗址在1986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94年厦门大学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试掘。 正式发掘始于2001年,此后在2002、2003、2004、2005、2006、2007年又分别进行了六次发掘,七次发掘工作均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现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万州区博物馆联合完成,发掘总面积24132平方米。发掘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的各类遗迹100余处,出土遗物2000余件。

下中村遗址的主体堆积为唐宋文化层,虽然历次发掘均未发现与城市有关的城墙、街道、衙署等标志性建筑,整体城市格局尚不明朗,但大规模、密集房屋的发现,及大量精美陶瓷器的出土,表明下中村遗址已具备了中世纪城市发展所应具有的经济、人口、对外交流等方面要素,两宋时期的下中村遗址所在地的古市镇在峡江地区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地位是勿庸置疑的。在武陵镇周围的多个考古发掘场地中再也未发现与下中村遗址规模和地位等同的古遗址,结合下中村遗址的具体地理方位亦与《读史方舆经要》、《太平寰宇记》、《明史》等文献所载武宁县的位置吻合的情况,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下中村遗址所在地就是宋代的武宁县县治所在地。

      远眺下中村遗址

      下中村遗址发掘现

       三峡文物抢救保护结束后,我馆加强对老馆藏文物以及三峡库区出土的修复保护,于2012年、2013年、20、14年委托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数百件不同质地藏品进行了修复。

   2012我馆委托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馆藏的一批文物进行修复工作,这批文物所处时代为战国至汉代。本次修复工作共涉及文物97件(组),其中青铜器41件(组)、陶器22件、瓷器34件。以下为部分文物修复前后对比照:

1、青瓷印花大碗 文物编号G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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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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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

2、青瓷鸡首壶 文物编号M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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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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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

3青瓷鸡首壶 文物编号M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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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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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

  4青瓷釉下点褐彩纹四系罐 文物编号M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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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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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

 5、青花火石红鱼纹盘 文物编号T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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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前

QQ图片20161013100627

修复后

6粉彩瓷寿星塑像 文物编号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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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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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

2013   我馆委托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馆藏的金属文物进行修复工作。这批青铜文物基本为生活器,如釜、鍪、壶、杯、洗、盆、薰炉 等,也有少量的礼器,如鼎和簋,其中不乏有鎏金器,时代为汉代。本次修复工作共涉及文物103件。以下为部分文物修复前后对比照:

1、铜壶 M17:43

修复前

修复后

2铜钫 M56:12

修复前

修复后

3铜铃 M14:25-31

修复前

修复后

2014我馆分三批次委托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馆藏青铜、陶瓷、铁质文物进行修复。

青铜文物  共120件(组)。这批青铜文物以生活器和兵器为主,如釜、鍪、杯、洗、壶、剑、矛、戈等,也有少量的礼器和杂件,如鼎、簋、案、镜、泡钉、带钩等,其中不乏有鎏金器,时代基本为汉代。以下为部分文物修复前后对比照:

1、洗 文物馆藏编号849

修复


修复

2、青铜釜 文物馆藏编号1313

修复前


修复后


3、铜镜 文物馆藏编号626

修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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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

4巴国青铜编钟 文物馆藏编号617

修复前


修复后

5包锣 文物馆藏编号863

修复前


修复后

6、带盖铜鼎 文物馆藏编号库3000

修复前


修复后

陶瓷器    3940件陶瓷器 (其中陶器8件、瓷器31件)。这些陶瓷器中既有考古发掘出土的,也有传世的; 其中陶器和一半左右的瓷器为三峡考古出土,余下的瓷器为传世品,时代多为晚清至民初。以下为部分文物修复前后对比照:

1陶罐  文物馆藏编号9642

修复前

修复后

  2、吹箫俑文物馆藏编号库914

修复前

修复后

3、冰纹瓷瓶 文物馆藏编号760

修复前


修复后

  4、瓷尊 文物馆藏编号 802

修复前


修复后

   5、冰纹浮雕瓷瓶 文物馆藏编号769

修复前

修复后

铁器   7375件铁器均为三峡库区考古发掘出土。这批铁器以农具、工具和兵器为主,如锄、臿、犁、耒、刀、斧、剑、矛、戈等,此外还有少量生活器,如带支架铁釜、鐎斗等,时代基本为汉代。以下为部分文物修复前后对比照:

1铁釜、铁支架 M24:9

修复前


修复后


2、铁鐎斗 2003CWZHM8:1

修复前


修复后

3铁剑 M226

修复前


修复后